罗家伦在中国现代文化史、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但国内似乎对他研究不多，评价不高，对他执掌清华期间的作为，研究就更少，评价也更低。
1998年却有一书一文论及罗家伦执掌清华的是非功过。一书是《清华大学演义》（向祚铁、侍卫华著，黄山书社4月版。以下简称《演义》），其中有《罗家伦党化清华记》一节，说罗的“党化”引起师生不满，所以中原大战蒋介石失利时“清华师生就趁机掀起了‘驱罗’运动”。一文是《罗家伦与清华大学》（吕文浩作，载10月21日《中华读书报》。以下简称“吕文”），其中肯定罗“来校任职，大刀阔斧，卓有成效”，“对清华做了不少重大的贡献”，但又说“他带来的清华大学组织条例，大大地削弱了教授会、评议会的权力，……损害了在本校教授中业已形成并运作的教授治校传统”。根据所接触的清华校史资料，我以为《演义》所说确是一种“演义”，离事实较远，吕文所说则大致可信，但关于罗“损害了……教授治校传统”的说法与事实也有出入。
罗家伦在就职演说《学术独立与新清华》（见《清华大学史料选编》第二卷上）中，既提出了“学术独立”的总目标，又提出了发展清华的具体措施，即先成立文、理、法学院，以文理带动其他；以学术为标准，从国内外罗致良好教师；以研究为大学的灵魂，先后成立各科研究院；减少行政费用，积极添置图书仪器设备；招收女生，严格考试，使学生严进严出等。就任后，罗首先争取清华独立，即取消董事会，清华隶属教育部，为达此目的，他曾提出辞职，以个人去就相抗争。这一斗争胜利后，罗便立即在清华进行各项改革，成立各学院，公布《清华大学规程》，增设校务会议，使之主持日常事务，扩大评议会权力，使之成为立法机构。罗执掌清华虽不到两年，上述目标和措施却都实现了，做到了，这就为清华此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。就此而言，无疑应承认罗为中国学术的独立与清华大学的发展立了大功。而《演义》却将罗在清华的所作所为统统归结为“高压政策，独裁统治”，说罗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学术化、平民化、廉洁化、纪律化等“所谓四大化……结果一化不化，言不顾行”，不知此类说法有何依据？
关于清华的教授治校体制，陈岱孙《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校务领导体制和前校长梅贻琦》一文（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《清华旧影》）认为在1928年罗家伦长校前后有很大不同。在这之前，虽已有教授会、评议会，但它们只不过是校长的咨询机构，权限很少，作用很小；在这之后，“教授会的地位提高了，评议会的作用加强了，校务会议则执行着虚设的、受了一定限制的校长的职能”。所以清华的教授治校体制在1928年前只存在其“胚芽”，它是在罗家伦长校时初步形成，在“校务会议暂行校务”期间迅速发展，最后由梅贻琦加以扶植、巩固、定型的。陈文还提及清华院长产生办法问题，说，清华第一任院长产生于罗任校长的1929年，根据当时教育部大学组织法，院长应由校长直接任命，教授会则认为院长应于教授会选举后方由校长任命，后经协商，双方作了让步，改为每一院长先由教授会选出两名候选人，再由校长从中择一任命，择任时充分考虑教授会选票的差别，这一办法后来成为清华的传统，直至1948年底。冯友兰《三松堂自序》的记述与陈文大致相同。罗长校时期的清华校务会、评议会、教授会会议纪录也表明罗与清华教授们的关系大致融洽，教授治校体制得以正常运作，教授治校原则始终得到贯彻。这就可见，罗不是削弱、损害了教授治理校体制，而是尊重、发展了这一体制。
说到罗家伦的被驱，《演义》认为主要原因是罗的教育方针和“独断专行”的态度激起清华全体师生的反对，吕文认为原因既在罗之损害教授治校传统及军训不得人心，也在中原大战蒋介石失利，罗失去靠山。当年清华学生代表大会主席李景清所写《清华校潮的前后》（见《清华大学史料选编》第二卷上。以下简称“李文”）一文也对罗之被驱有所分析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李文透露，积极驱罗者不是清华全体师生，也不是清华全体学生，而是校外的“清华同学会”（即部分校友）和校内少数学生组成的所谓“护校团”，此“同学会”和“护校团”不仅驱罗，而且拥乔（万选），甚至与阎锡山有勾结。所以李文中有这样的话：“他们既然不满意罗家伦，就应该找一个至少和罗家伦高一等的人才对，为什么偏要捧一个罗家伦还不如的乔万选呢？在清华同学会一方面，也不过是想借乔氏的力量，他们可以爬进清华园的大门；本校诸位驱罗的健将，也不过是想让近水解渴的乔氏进来堵住罗家伦的回路，他们诸位就可以高枕而卧，免得再做罗家伦回校整顿校风的恶梦。……他们不过抱一种‘谋地盘’、‘报私仇’的心思来驱罗拥乔。……我们可并没有想到护校团诸君不但驱罗而且拥乔，不但去私见乔万选而且擅电当局（指阎锡山。下同———蔡按）请予维持。我们也并没有想到清华同学会诸公，不但主张拥乔而且擅电当局保荐乔长校。他们的计划，以为由清华护校团去电表示学生的意思，清华同学会去电表示毕业同学的意思，如此阎锡山就不会不信而不加以任命了。”
这就不能不联系“同学会”、“护校团”在此前后的作为。在此之前，即1928年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清华校长后，南京、上海清华同学会部分会员曾表示反对，且断言“外（交）部以前管理清华成绩甚佳，……有外交关系，罗氏总不适宜”，“罗氏学识肤浅，……人格卑鄙”，“即令罗来清华，三月内罗必不安于位而去”。有必要指出，清华学生会曾发表宣言反对此种做法，驳斥此类言论，他们明确表示，“清华同学会系清华毕业同学之团体，自不能代表在校之清华学生。现在代表清华全体学生之机关为清华大学学生会。根据学生会之议决案，不但对罗先生毫无反对之意，且对罗先生之来执掌清华，深抱革除积弊及建设学术化的清华之希望。……故对于清华同学会所云‘为校长者必须与该校夙有关系深知其历史者’之主张，未敢苟同。至以‘外交关系’为藉口，反对罗先生，是何异借外人势力，干涉中国教育主权。当今革命思潮澎湃之秋，断不宜有此落伍思想”。（转引自萧仁树、傅任敢、钟一帆《南下代表报告书》，见《清华大学史料选编》第二卷上）在此之后，即在1930年罗家伦辞职离校、阎锡山派乔万选任清华校长被清华师生拒绝之后，在根据校务会议决定由冯友兰主持清华校务期间，护校团不断在校内张贴匿名标语，制造各种谣言，攻击冯友兰，攻击学生会，又致电阎锡山，并在报上发表，说清华“行同解散，百务益废”，竭力为乔万选卷土重来制造舆论（参见李文。又见冯友兰《清华现状与我的态度》，收入《三松堂全集》14卷）。
上述资料表明，罗还未到清华上任，驱罗运动便已开始；罗已辞职离开清华，驱罗者的活动仍未停息。这就可见，驱罗只是现象，拥乔才是目的，罗的被驱虽与罗的某些处置失宜、某些言论不当不无关系，根本原因则不在此，而在政局变迁，阎锡山势力作祟。吕文问，罗既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中有过出色表现，又为清华作出了重大贡献，“为何在清华受到这般不相称的‘冷遇’”？罗后来任中央大学校长十年，好评如潮，“为什么偏偏在清华就不能成功”？我以为问题的答案也就在这里：同是这个罗家伦，遇恶势力作祟故“受到‘冷遇’”，无恶势力作祟便“好评如潮”。
吕文还提及一个现象，即“这么多年来，清华校友似乎没有人写过谈罗家伦在清华时期的纪念性文章”。应该说，这是实际情况，但并非没有例外。如，冯友兰曾在其回忆录《三松堂自序》中以10页的篇幅记载罗在清华所作的贡献。冯的《清华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》则是正面肯定与纪念罗家伦执掌清华的专文（见《三松堂全集》13卷）。冯还曾在《清华的回顾与前瞻》一文（收入《三松堂全集》13卷）中说，“清华国学研究所的学生与清华旧制的学生（指清华学校时期的学生———蔡按），大部分是格格不相入底。我们若沿用所谓‘中西’‘新旧’的分别，我们可以说，研究所的学生是研究‘中国底’‘旧’文化，旧制的学生是学习‘西洋底’‘新’文化，他们中间有一条沟。到清华大学时代，国学研究所取消了，旧制学生也都毕业出国了。可是上面所说底那两种精神仍然存留，而并且更加发扬。他们中间底那一条沟也没有了。两种精神成为一种精神了。这是清华大学时的特色。清华大学之成立，是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。在对日全面战争开始以前，清华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，对于融合中西新旧一方面也特别成功。这就成了清华的学术传统”。这更是对罗家伦为清华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、高度评价。
《清华的回顾与前瞻》写于1948年，其中还有这样的一席话：清华的“这个学术传统对于中国的新文化，一定是有大贡献底。不管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如何，我们要继续着这个学术传统，向前迈进。对于中国前途有了解底人，不管他的政治见解如何，对于这个传统是都应该重视爱护底”。如果说此话在当时就具有重要意义，那么它在今天更具有重要意义。罗家伦为中国学术的独立和清华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，为建立清华的学术传统作出了重大贡献。我们应该爱护清华的学术传统，也就应该尊重罗家伦其人，如实评估他执掌清华的是非功过，肯定他为清华所作的贡献。而《演义》却置事实于不顾，而以当年的驱罗言论否定罗家伦，说他在清华“恶迹大彰，丑态百出，钳制言论，束缚同学，滥用私人，离间分化，无所不用其极，……虚伪毒诈，直一政客官僚”。时至今日还出现此类现象，怎不令人莫名惊诧，深感遗憾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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